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8)

二

不仅是流派确立，京派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天津报刊的推动，《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都由京派知识分子掌控，撰稿群基本一致，这些报刊上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进一步确立了京派的文学倾向。以现代文学的实存来看，一个流派往往有自己的阵地，这一阵地聚集同仁，传播观点，发表作品。天津的几家报刊促进了北方作家的聚合，京派作家群正是在这些刊物上不断强化的，无论是刊登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对京派成“派”起到很大的作用。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1933年至1937年间《大公报》的两个文学副刊的总称，先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后由萧乾主编，直至天津沦陷而被迫停刊，历时四年，主要撰稿者有杨振声、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废名、凌叔华、何其芳、李广田、靳以、老舍、萧乾、芦焚、陈梦家、林庚、冯至、卞之琳等，有意识地张扬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文学追求，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促进了京派作家的聚合。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刊第一期，但从9月10日周作人日记中就开始记载沈从文因为办文艺副刊召集在京文化名人聚会商谈的事，以后几乎周作人每月的日记都有记录。沈从文为这个副刊写稿、组稿、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定期为文艺副刊宴请作者，竭尽全力地把文艺副刊办成一个文艺阵地，还发表了多篇文论，如《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知识阶级与进步》《创作杂论》《元旦试笔》《新文人与新文学》等，张扬文学的本质特征，树立纯正的文学风气。萧乾认为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标志着以沈从文为核心的30年代京派作家群的形成。1935年9月1日萧乾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此前他主编的《大公报·小公园》合并，改为《文艺》，萧乾接编文艺，他的文学观念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时有体现，与沈从文是一脉相承的。

与《大公报》同时并存的还有《国闻周报》，《国闻周报》叫报，实际上是一份周刊，由胡政之创办于上海。1926年胡政之出任《大公报》总经理，把《国闻周报》迁到天津，《国闻周报》在天津有10年的时间，王芸生任主编，每年出版50期，每期都有文艺栏目。由于《大公报》与《国闻周报》的亲缘关系，两报资源共享，《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队伍与《国闻周报》基本重合，文学追求也是一致的。两个刊物相辅相成，《大公报》文艺副刊篇幅有限，不能发表中长篇小说，《国闻周报》便弥补了这一不足；《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栏目不评编者的著作，《国闻周报》使得沈从文、萧乾、林徽因等编者的作品及时评介。

抗战胜利后，随着《大公报》在天津复刊，副刊《文艺》由沈从文主编，《星期文艺》由杨振声主编，袁可嘉、冯至分别担任助编，这两个副刊存在三年多时间，与战前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一样，张扬京派文学理想。沈从文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还主编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历时二年多，共出版118期。战前《益世报》的文学副刊曾由梁实秋、李长之、柳无忌、徐中玉等先后主编，在追求文学独立性方面有着深远的基础。沈从文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但接编《益世报·文学周刊》不但写了长篇的发刊辞，还反复重申自己的主张，如《文学周刊开张》《编者言》《本刊一年》《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五四》《纪念五四》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重造”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用于“重造国家”“重造社会”“重造政治”“重造青年”“重造文学”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周刊》宏观规划的蓝图，是在40年代着力打造的京派文学阵地。与30年代比，文学担当的立场更为明确。40年代京派在天津还有一阵地就是《民国日报》，其“文艺”副刊由朱光潜主编，常风助编，出刊46期，旨在以最庄重最热忱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成为又一份京派刊物。

这些报刊由公认的京派人物担任主编，在文学观念上前后相继。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理想的编辑群体，编者们经常采用题记、编者言、编辑后记、编者与作者的通信、编者与读者的通信等形式，进行文学探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这些个人的零散的文艺观有着一种共性：追求文学的本质特征，疏离政治的影响，把握雅正的文学品位，把文艺看成一项类乎宗教的神圣事业。京派作家还从来没有这么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学观。“文学理论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有关话语的论述”*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京派的基本倾向是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自觉地区别于当时左翼文学，有意与各种商业化文学活动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保持距离。天津报刊是他们发言的一个阵地，成为京派建构文学蓝图、实现文学独立的沃土，对于京派文学观的弘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一种文艺观发展成一种文艺思潮需要一个过程，天津报刊的存在恰是京派的形成壮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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