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11)

天津报刊增强了京派彼此的相互联系，共同实践了京派的文学理想，使京派作为一个流派形成阵容。沈从文曾不无自豪地说:“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11月3日。。有了天津报刊这么一个稳固的据点，作家们彼此之间加强了互动，主编的倡导、作家们的推波助澜、文学青年们的响应，使得京派文学理想落到了实处。“把社团、刊物结合为全型的文学流派，这是新文学初期加强流派冲击力度的常见情形。但是随着新文学发展的逐渐成熟，作家需求以比社团较为松散的联谊形式来发展各自的审美个性，主要以报刊而不是以社团为维系流派的方式，获得更为普遍的作家的认可”*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可以这样说，天津报刊在京派的形成方面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它，京派难以成派。

四

京海之争，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既载入文学史，也为学者们不断地研究，但有一点显然是存在的，人们只注意到了论争，忽略了这一论争的阵地是在天津，京派成员大多生活在北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样一群人能在天津抱团、形成一个流派，和天津的大语境和小语境是分不开的。

京派作家住在北京，而在天津办报，主要源于天津报刊业发达。“胡适之先生说：‘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编者：《国闻周报紧要预告》，《大公报》1930年10月18日。，这句话说明了天津报业的发达。天津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报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涌入，把天津引入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天津迅速成长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30年代的报纸这样描述：“天津卫在华北，可算得起最繁盛的都市了，轮轨交叉，江海合流，四通八达，近年来更有了航空，数千里外，也可朝发夕至，比较轮车，更是迅速多了。成千上万的人，整天的川流不息”*浩：《天津卫素描》，《北平晨报·红绿》1935年4月4日。。经济优势使得城市的功能多样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也使得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繁荣起来。先进的工业文明从设施上为传媒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报刊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近代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商埠和交通枢纽、九河要津，信息流通迅捷，加之有九国租界及各国领事馆，使天津成为各种信息汇集之地，这为报刊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具有特权的租界也相对为报刊发展提供了庇护，天津开埠以后，帝国列强纷纷在天津开设租界，天津成为中国租界占有国最多的万国城市博览会，租界的面积是天津旧城的八倍。租界是帝国列强侵略天津的结果，但客观上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环境。

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有着北京所不具备的空间优势，相对开放和自由。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但与北京却不是同一区域，时人评道：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后台自然有后台的方便之处。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尽管已经不是国家的首都，但依然是当时北方政治中心，在思想和言论方面比天津控制严格；天津作为开放城市，政治活动相对宽松，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消息灵通而受控较小。在北京不能自由的言行，到了天津就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相对于北京，天津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北京那么禁锢。一些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报刊作为政治斗争舆论武器的广泛社会影响与作用，希望报刊成为开启民智的钥匙，成为下情上达之万民喉舌，以便冲破封建言禁政策，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为其响导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2页。所以，很多知识分子积极加入办报行列。民族主义、左翼思潮等在天津都不具备充足的发展空间，非党派报刊、民办报业发达。当时天津比较有影响的报刊都是民间自办报刊。作为市民精神消费品的报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诸多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报人活跃在报刊上，挥毫撰述，激扬文字，形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与文人论政的政治追求相辅相成的，是追求自由独立的文学风格，政治态度和文化选择的契合，为文学的发展创构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文章来源：《天津化工》 网址: http://www.tjhgzz.cn/qikandaodu/2021/0420/1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