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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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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津虽然报刊发达,但文化底蕴薄弱,相对于北京而言,天津只是毗邻北京的一个“卫城”,城市发展历史短,没有悠久的文化,也没有皇城帝都积淀下来
天津虽然报刊发达,但文化底蕴薄弱,相对于北京而言,天津只是毗邻北京的一个“卫城”,城市发展历史短,没有悠久的文化,也没有皇城帝都积淀下来的深厚内涵。无论是大学的数量还是文化机构,无论是学术名流还是青年才俊,天津都无法与北京并论。天津繁荣的报刊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合,是最佳选择。天津是地域性的城市,天津报刊营造的却是非地域的文化空间。北京具有雅正意识,学院气息浓,相对传统保守一些,由于城市自身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外来文化机制在北京这样古老城市中不可能迅速接纳或者得到充分的发展。天津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更容易地接纳新的事物,对外界文化的影响有着更为迅捷的接受能力。京派作家居住在北京而在天津办报刊,就是看中了天津报刊业发达及其自由发展的空间,北京有着丰富的文学资源,而媒体空间相对较小,而天津报刊业的发达恰恰需要文化的支持,天津成了北京文化的辐射地。以报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化生态对京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份报刊在创办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倾向,并体现在办刊宗旨和稿件选择中,这样就促进了相同趣味的作家的聚合,作家们在报刊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建构独特的文学世界。
天津报刊作为一个纽带和阵地,提供了一个文化场域,把具有相同文学趣味的作家联系在一起,使带着各自文化特点的作家,在天津报刊中形成了大体趋同的文学观。报社为文学副刊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又不做过多干涉,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比如为组稿聚餐会提供资金,设立文艺奖金等。文学流派不管以何种方式存在,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构成要素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文学流派生成的社会环境。文学社会学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事实上,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决定了两者关系的性质。当社会决定艺术的时候(这种情况在原始文化中特别显著),它就很少受到艺术的影响。当历史进入了更高级的阶段,艺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社会的特性,社会也是一开始就留下了艺术发展的痕迹。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和艺术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5页。。这段话应用到一个文学流派上说明,文学流派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形式是受到环境制约的,文学是由社会的人创作的,在创作中一方面要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比如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另一方面要受到创作主体的制约,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都会影响到文学的形态。但文学流派在一地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这一区域社会系统中的一种话语形态,当它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时,它的价值标准对这个区域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京派的产生既得益于天津的语境,又对天津宽容自由的文化氛围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文学资源社会化转化的过程中,报刊有着重要的作用。天津报刊作为京派的阵地,从名称、创作规范、文学主张、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作家群的形成等方面建构了京派这一概念,使之变成文学史上的实存,在京派文学的发展壮大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依托天津报刊,京派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文学界一般认为京派的大本营在北京,天津的贡献有时提到,但并没有作为重镇,由于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提出“京派在津”并不为过。
京派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虽未明确结社,但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现在对京派这一作家群,学界都能认同。现代时期的文学流派,大多有名称、阵地、宗旨、纲领,由趣味相投的一群人组成。京派是一个松散复杂的文学群体,它的形成、发展、壮大,都是与天津报刊分不开的。由于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以说京派在“津”。
一
京派和语丝派、新月派等文学团体不一样,它是一个在他者的叙述中获得命名的文学流派,外延和内涵都不是特别固定。1933年9月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端正文学态度,10月18日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京海派论争,论争成为京派作家群确立的标志性事件。
沈从文在文章中强调,文学是严肃而纯正的事业,不应该被政治、商业、趣味所左右,一些作家把文学看作获取名利的工具或消闲的手段,缺乏诚实肯干的精神,“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构中”*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文学家要想做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最需要的就是态度的改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以文学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这篇文章是针对南北文坛共同存在的弊端有感而发,旨在批评一种不良的文学风气,并不仅限于上海,也没有使用“海派”这样的词汇。但这篇文章对上海文人的批评引发上海作家的不满,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认为沈从文是站在北方的立场上嘲笑上海同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苏汶:《文人与上海》,《现代》1933年12月1日。,从而把论争引向了地域的对立。
文章来源:《天津化工》 网址: http://www.tjhgzz.cn/qikandaodu/2021/0420/1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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