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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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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骆驼草》创刊于京海派论争发生之前,为周刊,创刊于1930年5月,至1930年11月停刊,共出26期,由周作人主编,风格冲淡闲适,“文艺方面、思想方面,
《骆驼草》创刊于京海派论争发生之前,为周刊,创刊于1930年5月,至1930年11月停刊,共出26期,由周作人主编,风格冲淡闲适,“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编者:《发刊辞》,《骆驼草》1930年第1期。。《骆驼草》坚持不到半年,时间短暂不说,与京派所张扬的文学趣味也不相符,沈从文在谈到《骆驼草》的时候并不引为同道:“1930年,在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灭,使人忘记”*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4页。。文学刊物趣味化,文学对趣味的俯就,恰恰是沈从文强烈反对的。《学文》1934年6月创办,至1935年6月停刊,由叶公超主编,闻一多、余上沅参编,只出4期,虽趣味比较纯正,但作品数量较少。《水星》月刊,1934年10月创刊,到1935年6月停刊,由卞之琳、靳以等编辑,维系一年半时间,共出9期,专登创作,发表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艺术上追求纯正和永恒,京派特点明显。《文学杂志》月刊,1937年5月创刊,同年8月由于战事停刊,1947年6月复刊,至1948年终刊,前后共出26期,由朱光潜主编,坚持纯正文艺,主张自由发展,以刊登创作与评论为主,的确团结了京派同道。京津对比,北京京派刊物时间都比较短暂,作为期刊版面也很有限。天津的京派刊物以报纸形式为主,《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副刊、《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都持续几年,出刊频繁,还有《国闻周报》副刊、《庸报》副刊等其他刊物的支持,不但有“京海派论争”“反差不多”这样的文学运动,发表作品的数量也是庞大的,从创作总量看远远超过上述期刊,代表京派的文学经典《边城》等发表在《国闻周报》上。京派重要人物杨振声、沈从文、萧乾、袁可嘉、冯至等都在天津主编刊物,经常在文章中张扬京派文学观念。文学流派必备的几个要素都主要体现在天津报刊上。
除了报刊,京派作家还有几种聚合方式。第一,沈从文召集的聚餐会。《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后,为了争取更多更优秀的稿源,由沈从文出面,基本上是每月一次,召集当时在北平有些影响的文人聚餐,主要目的是联络作者,同时征求办刊意见,比如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等。第二,林徽因家里的“客厅沙龙”,林徽因本人聪慧美丽,有着天才般的文学素养,思维灵动,性格活泼,加上出身高贵,经济宽裕,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京派的一股凝结力量。第三,朱光潜家里举办的“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他们在一块论诗、读诗,直接促成了《大公报·文艺》的“诗特刊”出版。第四,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这是由萧乾主持的每月一次的《大公报·文艺》约稿会。萧乾曾这样回忆道:“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萧乾:《萧乾文集》(第十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尽管这些聚会促进了京派作家的聚合,但这些只是京派作家的集结地,而非文学作品的发表地,一个文学流派还是要以作品发表的阵地为主,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一般是与自己的文学阵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谈到文学研究会就会想到《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提起创造社就会想到《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况且京派这些沙龙性质的聚会也是为了促进稿源,天津各文艺副刊的作者就是沙龙的这些人。正如林徽因说的那样:“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林徽因:《惟其是脆嫩》,《大公报·文艺》1933年9月23日。。京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以文学阵地考量比较合适。
京派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作家队伍也是松散的,芦焚一般被算作京派,可是在京海论争中,他的立场却有点倾向海派,一般都认为沈从文是京派的盟主,可沈从文自己从来都不认可,沈从文直至晚年依旧坚称,“京派也没有啊,海派也没有,真正没有,具体没有”*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可见京派并非自觉成派,我们今天把它看作流派,只能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论争算起,真正发展壮大,来自于天津报刊。如果没有《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有其后天津报刊提供的阵地,就没有如今文学史中的“京派”。“这群散居京、津各处的作家之所以会被看成一个派别,还是因为他们都出入于共同的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风格相近的作品,并且通过这些刊物,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聚会,从而有了集体性。这是他们被成为京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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