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

京派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虽未明确结社，但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现在对京派这一作家群，学界都能认同。现代时期的文学流派，大多有名称、阵地、宗旨、纲领，由趣味相投的一群人组成。京派是一个松散复杂的文学群体，它的形成、发展、壮大，都是与天津报刊分不开的。由于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以说京派在“津”。

一

京派和语丝派、新月派等文学团体不一样，它是一个在他者的叙述中获得命名的文学流派，外延和内涵都不是特别固定。1933年9月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端正文学态度，10月18日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京海派论争，论争成为京派作家群确立的标志性事件。

沈从文在文章中强调，文学是严肃而纯正的事业，不应该被政治、商业、趣味所左右，一些作家把文学看作获取名利的工具或消闲的手段，缺乏诚实肯干的精神，“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构中”*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文学家要想做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最需要的就是态度的改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以文学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这篇文章是针对南北文坛共同存在的弊端有感而发，旨在批评一种不良的文学风气，并不仅限于上海，也没有使用“海派”这样的词汇。但这篇文章对上海文人的批评引发上海作家的不满，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认为沈从文是站在北方的立场上嘲笑上海同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苏汶：《文人与上海》，《现代》1933年12月1日。，从而把论争引向了地域的对立。

沈从文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引起误读，为了不引起误会，他在《大公报》上又发表了《论“海派”》，明确了“海派”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强调海派不是指在上海的作家，而是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南北都有。但沈从文也指出，海派习气起源于上海，在上海尤其严重，北方“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那么，扫荡海派风气，“北方作家”、“北方文学者”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沈从文在北方主编刊物，又把“北方”这一带有明显地域性的词汇作为海派的对立面出现，这种隐含的地域色彩，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论争中来。

论争没有沿着沈从文探讨文坛风气的思路走下去，而是在地域之争上绕来绕去，甚至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上海报刊这样报道：“近来有‘沈从文’其人者，因《畅论上海文人之丑态》，在《大公报》(天津)上大骂所谓‘海派’”*旦华：《曹聚仁比文士艺人为狐狸精》，《上海报》1934年2月3日。。不管沈从文怎么解释，上海文人并不领情。针对这种情况，沈从文再次在《大公报》发表了《关于海派》一文，重申“海派”是指有害于中国新文学健康发展的坏风气，“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成的人才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疑问，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沈从文自己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误读：“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只在那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沈从文：《关于海派》，《大公报·文艺》1934年2月21日。。

最早作为海派对立面提出“京派”概念的是曹聚仁，他在《京派与海派》中认为，京派与海派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既然半斤八两，而细分锱铢，海派的现代气息还应在京派的保守落后之上，京派就不但没有资格扫荡海派，而且应同样处于被扫荡之列。曹聚仁的文章不但出现了京派的叫法，而且明确地把沈从文算在了京派之列。论争持续了将近两年，在论争中，“京派”越叫越响，“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不同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作家纷纷发表文章，从各自的角度阐释看法，如鲁迅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和《“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秀侠的《京派文人们的风采》、芦焚的《“京派”与“海派”》等。不管意思有多么分歧，“京派”的叫法却由这场论争彰显而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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