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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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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引起误读,为了不引起误会,他在《大公报》上又发表了《论“海派”》,明确了“海派”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强调海派不
沈从文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引起误读,为了不引起误会,他在《大公报》上又发表了《论“海派”》,明确了“海派”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强调海派不是指在上海的作家,而是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南北都有。但沈从文也指出,海派习气起源于上海,在上海尤其严重,北方“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那么,扫荡海派风气,“北方作家”、“北方文学者”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沈从文在北方主编刊物,又把“北方”这一带有明显地域性的词汇作为海派的对立面出现,这种隐含的地域色彩,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论争中来。
论争没有沿着沈从文探讨文坛风气的思路走下去,而是在地域之争上绕来绕去,甚至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上海报刊这样报道:“近来有‘沈从文’其人者,因《畅论上海文人之丑态》,在《大公报》(天津)上大骂所谓‘海派’”*旦华:《曹聚仁比文士艺人为狐狸精》,《上海报》1934年2月3日。。不管沈从文怎么解释,上海文人并不领情。针对这种情况,沈从文再次在《大公报》发表了《关于海派》一文,重申“海派”是指有害于中国新文学健康发展的坏风气,“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成的人才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疑问,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沈从文自己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误读:“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只在那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沈从文:《关于海派》,《大公报·文艺》1934年2月21日。。
最早作为海派对立面提出“京派”概念的是曹聚仁,他在《京派与海派》中认为,京派与海派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既然半斤八两,而细分锱铢,海派的现代气息还应在京派的保守落后之上,京派就不但没有资格扫荡海派,而且应同样处于被扫荡之列。曹聚仁的文章不但出现了京派的叫法,而且明确地把沈从文算在了京派之列。论争持续了将近两年,在论争中,“京派”越叫越响,“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不同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作家纷纷发表文章,从各自的角度阐释看法,如鲁迅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和《“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秀侠的《京派文人们的风采》、芦焚的《“京派”与“海派”》等。不管意思有多么分歧,“京派”的叫法却由这场论争彰显而固定了下来。
这次论争之前,沈从文曾多次撰文批评海派,如《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小感想》等文,而且言辞都要比《文学者的态度》犀利,为什么上海的文人都沉默,而这一次却掀起论争的波澜?这应该与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有关。《大公报》是一份颇有影响的大报,30年代是《大公报》最为繁荣的时期,行销数量大,波及地域广。此前尽管沈从文参编过《红黑》《人间》,但经营时间不长,影响也不是很大。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他第一次掌握大型刊物,之前在上海的卖文经历,使他对文学的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把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一个事业来做,“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旷新年:《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他试图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刊物,打造一个严肃高雅的文学殿堂,带动整个文坛风气。
沈从文对北方有特殊的好感,他认为北方是五四新文学的发源地,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有踏实肯干的学术基础,所以不断发言、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主编的发言和作为一个普通作者的发言是不一样的。报刊作为现代作家活动的主阵地,影响着社团、流派和作家群的形成,京海派论争由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起始,他的争鸣文章又都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无形中成为上海作家所认为的“京派”的一个阵地,该刊上大量发表海派所指的北方作家的作品,这些作者也就无形中被视为“京派”成员,沈从文作为主编的影响自然被看作是京派的核心。京派作家群的确立离不开天津《大公报》。
文章来源:《天津化工》 网址: http://www.tjhgzz.cn/qikandaodu/2020/0914/5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