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图存：抗战后天津市戏曲电影业同业公会(5)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下旬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1元金圆券折法币300万元，并且规定：“一切价格均以本月十九日价格为最高标准，不得擅自涨价”，试图以此平抑物价。但是物价的上涨不以政府的规定为转移，同业公会立即“要求回复战前票价，而以金圆券计算。据当时租界存在时，英租界影院每票一元五角，日法租界一元（合现在法币四百五十万、三百万元）”。[39]社会局严厉斥责。虽然没能征得社会局的同意，一些影院还是私下提高了票价，被社会局监督小组查获。“平安、亚洲两影院擅自高抬价格，各处以停业三日处分，并在各该商号门前张贴布告，俾众周知。”[40]但是随着金圆券开始崩溃，社会局也不得不允许提升票价，即便如此“影剧业方面依然认为赔累不堪”[41]。

每年冬季，天津市政府会组建冬令救济委员会向社会征收冬令赈济款，即冬赈。1948年10月，处于内外困境中的天津市政府将向电影业摊派的冬赈捐，提高到实际票价的50%，为期3个月。同业公会表示反对：“请在筹赈之中兼顾商艰，俾收实效。缘本业在目前表面似乎繁荣，惟以票价限制过低，白票无法取缔，实际营业上已一落千丈。第以本业有辅助社会教化繁荣市面及国家复兴建设宣传之使命，在万难之中仍各勉强营业，否则早有多院停业，风中残烛不堪再受摧残。”[42]而目前“最高票价为金圆券三角三分三厘，除娱乐捐七分四厘又印花税一分三厘外，仅余二角四分六厘，再与影片商对折分账，院方所得不过一角二分三厘。尚有售价一角者，院方所得仅三分五厘许”。影院难以以此微薄的收入，“应付庞大之开支，实为外强而中干”。况且本身影院的赋税负担已经很重。“再就娱乐税而言，津市为百分之三十，较其他都市超出百分之五，并有营业税千分之三十，而票价则反低（上海电影票已售到一元六角）。若再附收冬赈捐百分之五十，种种附加之数高出纯票价数倍之多，无形中突将票价提高。观众势必减少，营业自趋清淡，本业处境当益艰窘，而账款收入亦难期理想”。而且“筹募赈款应向各阶层入手劝募，群策群力，始赴事功，似不能偏重任何一业，致将乐输变勒捐。且立法院通过娱乐税则规定，娱乐税外不得附加任何捐税，京沪各地向无附加冬赈捐之前例”。同业公会“本人类同情心理对于救济事业仍愿竭其绵薄之力”，希望能够减免冬赈摊派。[31]

孰料冬令救济委员会仅仅对方案做了微调，“改为百分之三十期限定为四个月”。同业公会再次呈请天津市政府，认为：“随票附收百分之三十为期四个月与百分之五十为期三个月权衡轻重无所差别”。同时，为了使整体票面价格为整数，“在百分率下代收赈款找零补数，困难颇多”。而且电影业“上年协助冬赈系每整票附加法币一千元，半票五百元，期限原两个月。嗣以各业总收入款数不足，本业曾自动延长一个月，去年本业代收捐款数目相当可观”。因此同业公会希望“在不影响营业之中完成助赈使命”，恳请“收回百分之三十成命，准予根据上年随票附加数目推算代收赈款以期轻而易举，而示体恤”。[43]但是天津市政府认为：“业经提交本府市政会议通过在案，所请应毋庸再议”[44]，使得减免冬赈摊派的希望落空。当然，事后天津社会局也还是同意了同业公会提高票价的要求。10月20日，“头轮外国片影院票价最高自三角三加至六角”[41]。

较之演出戏曲和曲艺的场所，各家电影院在调整票价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电影票价在基本票价和各类捐税之外，还有着片方的提成。票面价格除去捐税外，“余下的钱，由影院和片商分。普通是对半，遇有特别好的片子，影院分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片商分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国产新片影院百分之四十五，片商百分之五十五；旧片影院和片商各分百分之五十”[45]。而在当时天津乃至全国电影放映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片厂。

美欧多家电影公司在天津设有办事处，其中尤以美商八大公司即二十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哥伦比亚、雷电华、派拉蒙、华纳、联美、环球为最。1946年4月，各家影院在要求涨价未果后，情况为外商片厂获知。各外商影片公司代表向美国驻华总领事要求即刻增加天津票价，他们提出的票价比之前同业公会的申请还要高出一些。美国总领事致函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同社会局协调票价事宜，社会局局长胡梦华坚持认为：“所请改定票价数目过高，碍难照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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