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图存：抗战后天津市戏曲电影业同业公会(3)

此举虽有一定成效，但随着天津当局统治力的日渐削弱，以及往来过境、驻扎士兵的不断流动，种种举措愈发难收实效。1948年1月3日，宝兴戏院演出之际，“有某军士兵一名因争座位与一名清洁夫发生口角，经警察调解，于是结怨。该士兵不服，乃集合弟兄二十余人，至该派出所将门窗玻璃等物捣毁，并抢夺枪支”[20]。鉴于此种情形，天津警备司令部决定借加强春节期间治安的契机组建剧场稽查队。该稽查队成立后，“分发到各剧场去常川驻守，凡是军人无票入场和捣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分子，立时便加以制止和逮捕”[21]。孰料春节期间再次发生恶性事件。

1948年2月15日，联勤第二被服厂男工刘胜起带妇女四人到良友影戏院观剧。“因为没有买票，曾一度引起冲突，后经人说合了事”。16日下午七时，“刘胜起突率领工人六七十名前往该院，到后不容分说，进门便砸，椅子玻璃窗等都被打碎”。当时良友影戏院经理赵宝善恰巧不在，工人将赵父母打伤，并要挟持而去，之后与管地警察发生冲突，“据说工人中有人上前抢警长的枪，又据说在争抢时枪机被触动，抢枪的工人杨景芝左胸被击伤。其余工人看见已经出事后一哄而散”，[22]杨景芝当晚伤重身亡。

1948年3月28日，“上午十一点多钟罗斯福路美琪影院招待军警场，有保警、荣军等发生纠纷，并有数人受伤，巡查队赶到将关系人带走。下午七点钟南市上平安戏院尚小云的戏正要上演，场子里突发生纠扰，并有枪声，伤观众两人”[23]。同业公会似乎感到警备司令部无法维持剧场的正常营业，便立即上书天津市长杜建时，诉称各剧场“时有游军散勇荣誉军人及正规军警以及类似军警人员无票入场，强占座位，并有携带流氓及妇女三五人不购票入场观剧，每场竟占售票数十分之六七，并有公务人员滥划座位。无论有无影响营业与秩序，实且妨害于税收。院方对此稍加劝阻，马上致纠纷立至，近且变本加厉，打茶役搅剧场之事无日无之。如上月（3月）二十八日在美琪影院及上平安戏院发生之事故即其例也。上平安之事件幸在院外鸣枪射击，尚伤及观众及职工。设在院内鸣枪，被伤者不知若干人矣。质此之故，本市各影戏院率皆亏累不堪，已有不能支持之势”，部分影戏院负责人甚至提议“集体休业以示消极抵抗”。同业公会恳请政府当局“取缔办法，以策安全”。[24]4月初，天津市政府颁布相关饬令。“津市府因为公务员到各影戏院无票进场，妨碍各影戏院营业，训令各局处转饬所属，严禁无票到各影戏院观剧，并函警备司令部请饬所属严予查禁。”[25]但是4月12日，“又有番号不明之士兵约二百余人在天津影戏院无票占座，不听统一检查组官兵指挥，致发生鸣枪示威，砸毁院方玻璃、椅凳、壶碗等”。各家剧场决定“先请当局设法维持”，若“七日内当局无相当办法，实不得已全体暂行停演，宁可忍痛受停演损失，亦不愿发生意外事故，致危害观众生命，影响社会秩序”。[26]

可是天津军政当局的解决方法仍然是以满足士兵娱乐需求为依据，试图以进一步扩大士兵休闲权益来消弭滋事状况，推出了强化版的“招待场”办法，将“招待场”扩大到一周七天（表1），但也同时规定：“每日早场仅为招待军警，严禁其他人士（包括军警眷属及亲友）入场观剧”[27]。

表1 天津各电影院优待军警加演早场日期一览表（上午十时半起）星期 影院一东亚、平安、开明、天华景二光华、北洋、天津、上权仙三华安、光明、河北、权乐、大陆、美琪四亚洲、真光、平安、光华、国光、大光明五明星、平安、天升、国民六光明、胜利、河北、上权仙日 明星、天宫、开明、权乐、华北、东亚、北洋、真光、亚洲、天升、国光、大陆、庆云、天华景、美琪、国民

天津各家剧场对此举颇感无奈，只得再思破解之法，试图以“缓缴捐税”向军政当局施压。“本市各影戏院近来因无票观剧寻衅滋扰者较前为烈，若无具体取缔办法，影响营业与秩序，至深且巨。近悉上海各剧场为抗议滋扰决定在当局无相当办法前，缓缴捐税，或不代收娱乐税。闻实行后，颇收实效，津市影剧公会除于昨电沪声援外，并将采取沪上办法，唤起当局注意。”[28]天津军政当局对此颇为重视。6月，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发布联衔公告，要求对无票观剧等行为进行严惩。“查电影、戏院乃高尚娱乐场所，为中外人士所荟集，观瞻所系，治安攸关，凡属观众均应共同维护。乃近查有少数不良分子有拒不购票及扰乱秩序情事，殊属不合，亟应严予查禁。嗣后除军警另订优待办法外，倘有故违，决予严惩不贷。仰各凛遵，勿违为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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