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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年间的天津废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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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娼妓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与鸦片、嗜赌成为近代中国的三大社会黑洞。五四前后，废娼运动首先开始于上海，后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并逐渐弥漫全国。迄1920年代，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娼妓的发展形势已不可遏制。加之新文化运动在天津地区的传播，其“解放”与“改造”的观念成为废娼运动的催化剂。天津废娼舆论遂起，并逐渐形成废娼运动。民国时期的天津废娼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如胡锁利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天津娼妓问题及其治理》[1]分析了天津娼妓兴盛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理经验以及由此而得的教训；赵秀丽在《报纸媒体与公共空间的建构——以天津〈益世报〉“废娼”舆论为中心的探讨》[2]中，认为《益世报》介入“废娼”话题,不仅呈现了废娼运动的公共空间,而且塑造了“废娼”的社会舆论；江沛的《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一文，对 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代中国 ,娼业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才是一个伦理问题”[3]。学界对民国时期娼妓治理的研究，在时段上大多聚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娼妓治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禁娼运动，关于1920年代前期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内容上，既往研究大多关注民国时期娼妓治理经验，而本文以1920—1925年天津废娼运动为中心，从反方面归纳总结其失败原因。笔者针对1920年代的天津娼妓进行的梳理，学术界的研究尚有不足，因此，该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本文聚焦1920—1925年间的天津废娼运动，总结其失败原因，有助于为当前中国扫黄打非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一、全国废娼潮流与天津娼妓业的发展：天津废娼运动的背景

1860年中国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天津开埠通商，有“国中之国”之称的天津租界日益繁华。随着租界的发展势头超过华界，大量的华人居民迁往租界。天津租界中的公娼业是“和工商业相伴而行的，妓业的变迁完全是以工商业为重心”[3]。的确，20世纪初期，天津成为华北的商业中心，人口的不断流入和租界的藏污纳垢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天津娼妓业的快速发展。到20年代，天津的娼妓业达到了全盛：天津的娼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等级分明。根据调查结果，天津缴纳花捐的娼妓数目中，二等户占125户，娼妓665人；三等295户，1 773人；五等28户，698人，共计449户妓院，3 138名娼妓。但这只是已经缴纳花捐的公娼数目，若再加上没有缴纳花捐的私娼和租界中的外国娼妓，尤其是日、奥两国租界的娼妓数目就不得而知了。由此，可见天津娼妓业的高度发达。关于20年代天津娼妓业的发展情况，可见表1。

表1 1923年天津妓馆、娼妓数量统计表[4]262-264等级地点妓院娼妓人数头等大兴里 12 二等天顺里315大兴里永安里28吉庆里210权乐群英后华乐归贾胡同319狮子胡同627夭合对边213乔张胡同16胡大院218肖大门15九道湾12郭小屡12三等东福巷丹桂214慎贻里东平巷5 25东兴里12 115荣吉里华乐1183德美后红叶村1162翠柏村415庆云里28群英南绿杨村15金店胡同410姚家胡同612周二宅胡同12天会轩318塘子胡同38四合轩530郭小屡36九道湾1242四喜堂胡同733

续表1 1923年天津妓馆、娼妓数量统计表[4]262-264等级地点妓院娼妓人数三等乔张胡同425酱坊胡同527立盛胡同953河沿1257四合顺胡同211大王庙731落马湖217北开1274赵家窑1355三徐里1444二仁里24邢家胡同38水套子956九天庙11五等落马湖小道子赵家窑5135

尽管以上数据足以说明天津娼妓业的繁盛，但1924年《妇女日报》的不完全统计又向我们展示了天津娼业疯狂扩张的一面：截至1924年，“津市共有娼妓二十七部，一百一十处、一千三百三十三家，共四千八百八十人(未包括私娼)”[5] 66。娼妓业发展如此之迅猛，社会上的劣根性风俗也将日盛一日。“娼妓之害，不独有关风化，违背人道，且于种族强弱，经济枯荣影响甚巨。”[6]天津的废娼言论早已充盈于耳。

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成为天津废娼运动的催化剂。新文化氛围下，“自由”“平等”“人权”等成为时代精神，报刊舆论掀起了一阵鼓吹个性解放，追求独立人格的狂潮。同时，在女性主义思潮蓬勃展开的国际背景下，娼妓制度的存废成为衡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志之一。由此，废除娼妓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自由至上的氛围中，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纷纷讨论废除娼妓的问题。娼妓与人道主义不能并存，“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7]214。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以“常”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公开主张废娼,他从人权、人道的立场反诘道：“像这样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事，若不绝对禁止，还讲什么人道自由，不是自欺欺人吗？”[7] 215在天津，时人也在新文化的潮流中对娼妓的存在发出“吾辈文明人又岂可以不诛”[8]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废娼运动的发起是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直接产物，是新文化对人格独立、文明精神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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